进入7月，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冷饮、电扇、空调之类卖火了不说，影剧院、音乐厅也人气大升。同样受益的还有各大书店。
一个月来，书店更像是图书馆，看书的人比买书的人多，为的是纳凉。当然读书也使人心静。尽管书店的销售额与店内的人气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总体上还是有所增长。
浏览7月书市，将部分门类的热销新书罗列一下，不经意间便发现了本月书情中几个特点。
“对话与讲座”：人文学术图书新体裁
一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进入经典学术著作销售排行，这就是由杨绛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这篇对话是苏格拉底服刑那天，在雅典监狱和一伙朋友的谈话，谈的是生与死，也谈到灵魂，这篇被誉为正义和不朽的对话，在西方文化中影响深远。名家译名著，又是第一部中译本，自然会热销。这也给我国的出版人两点启示：经典著作并非一定是巨著；学术著作也并非一定用论文术语写就。前一时期，以阿正编著的《世纪对话》为代表的一些对话体的学术书走俏，正说明这种体裁因其具有“学者的见解、大众的情怀与平民化的表述”而扩大了自身的读者群体。《斐多》的出版也表明，对话体学术著作古已有之。
与对话体相近的演讲录与讲座是普及学术的又一受众体裁。讲座与演讲的表述比书面文字表述更通畅易懂。由文池主编的《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力量》及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西方哲学讲演录》便因此受到读者青睐。这两种书的内容均源于“北大”，一中一西，前者为国内学者的学术讲座，后者是国外10多位著名学者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演讲。而中国社科版的《智慧之门———宗教与哲学的过去和现在》也被称为讲座体的译著，不设章节，以40位先哲人物为脉，以其代表的思想与主义为络，每个人物后还附习题，已然一副人文科普教材的面孔。当然一部著作何种表述只是形式，构不构成学术著作要看其学术含量。本月两种销售较好的原创专著就是既具学术含量又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一是四川人民社的《中国反贪史》，另一部是人民版的《英国贵族史》，两部专著也是一中一西，前者几经周折得以面世，后者以改革英国上院，改变贵族世袭而引发的争论为由头，两部专门史书，因其可读性而扩展到学术圈以外的读者群。
“茶座与访谈”：拉近经济学与大众的距离
当经济类图书正在成为书市中不断升温的热销品种之时，一本《经济学家茶座》适时面世。这本丛刊性的读物，将经济学家们从经院讲坛与学术殿堂中请了出来，用普通读者喜欢的表达方式，阐释理论，传播知识，交流信息。这本“茶座”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招牌”，以轻松的氛围招徕专家与读者。这正是此“茶座”刚一开始便热销的原因。
同样，集合近30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发表对“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功能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管理、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战略”等热点问题的真知灼见，是梁晶工作室策划的《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的成功之处。这部由三位中国留学生花了近两年时间采访完成的访谈录，为我国经济学界打开了一扇窗口，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而访谈录的可读性也吸引了更多的读者。此类书中还有《与经济学大师对话》。
“人物与事件”：总有卖点吸引读者
本月畅销书当属《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不仅因本书所写人物家喻户晓，也因作者及所写历史背景引人关注。同是人物传记，同样有历史背景，《我家》一书则更侧重普通人物，弱势群体，于成熟与平和的叙事中，掀起读者情感的波澜。它的卖点在阅读之中呈现，因此销售排行是逐渐上升的。
《战争罪责》与《微软罪状》同是事件的记录。前者填补了本月记录“七·七”事变历史事件图书的空白，后者满足了国内读者关注美国微软一案的需求。
篇幅所限，7月最热闹的文学图书只能概括为：
“行走”文学走俏：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邓贤的《流浪金三角》都是走出来的作品。
大小长篇畅销：大为贾平凹的《怀念狼》，小为韩寒的《三重门》。两部作品都畅销，也都引起不小争议。一则对《怀念狼》的内容与手法，一则对《三重门》的作者及经历。
民俗与应时作品共存：刘一达的《胡同根儿》、黑马的《混在北京》当属新旧民俗。而借影视之光搭车上市的《太平天国》、《大明宫词》则属应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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